解放军首都戒严部队死难烈士的鲜血与生命，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经历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的首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和大学生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

这次的反革命暴乱，为曾经以反思我们民族传统，反思中华几千年文明开发史为自己旗帜的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思自身的机会，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丰富的反思材料。

说它是绝好的反思机会，那是因为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中，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校内校外，各色人物，作了最充分的表演；作为这场严重斗争的主要参与者的大学生的表现也淋漓尽致，耐人思考。

说它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丰富的反思材料，那是由于随着暴乱黑幕的逐步揭开，反革命分子的罪恶目的，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经并将继续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他们用自己的手，将他们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的遮盖布，撕得干干净净，这就感奋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包括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去思考，这倒底是为什么？！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是其中文化层次最高的青年，他们受着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他们敏锐、热情、好学，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大业；他们提出反对腐败、惩治官倒，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致。正是基于对这一代大学生的这种基本的认识，我们国家和人民尽管在百业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还不算太高的情况下，还是千方百计为大学生们创造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对于他们提出的种种批评与建议，有些尽管言辞过激，不太符合实际，也总是满腔热情，认真听取，积极引导。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广大青年学生的宽度、坦荡襟怀，在这次由学潮演变为动乱为暴乱的整个事件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早在两年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制定了游行示威法，明确规定游行示威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方可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地点进行。但是，4月16日以后，部分高校学生未经事先申请，同意，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甚至于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冲击中南海事件。党和政府依然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积极地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

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由于大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不得不临时将欢迎仪式改在首都机场举行；原来双方商定了的一些访问日程也不得不取消。给我国的声誉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即使在南朝鲜，在汉城奥运会期间，大学生们也自动停止示威活动。我们是不是连汉城大学生还不如呢？

5月13日，部分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人民早就看清这是极少数反革命分子采用的“哀兵之计”，用无辜年轻的学生生命为代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采取一切办法保护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创造了中外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数千绝食者竟无一个死亡的奇迹，最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广大医护工作者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于大学生们的极大关怀与爱护。

解放军奉命进京戒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大学生的同龄人，是兄弟，也是富有感情的血肉之躯。但是，他们在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中包括许多大学生围攻的情况下，在受到反革命暴待用极其残忍手段残害的危急关头，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留下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首都人民理解他们，希望大学生理解他们。

“理解万岁”！这曾经是大学生向社会、向父老兄弟呐喊的最强音。然而，你理解这些死难的英烈吗？理解这些无私无畏的官兵吗？理解党和政府的关怀、期待和一片苦衷吗？理解亿万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从事和平的劳动与建设吗？

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和正直的人们，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和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不能不公正地指出，中国政府是克制的，中国大学生的越轨行为是不可取的。在任何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度里，不可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纪律与法制，不可能允许存在蔑视甚至于践踏国家法律行动的存在，不可能允许特殊公民现象的存在。

大学生是公民，但是，任何时候都不是特殊公民。大学生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其中就包含反对特殊公民。反对特殊公民的大学生不要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弄成是特殊的公民。中国法律是中国亿万各族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每个公民包括大学生的正当权益，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时候，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不妨碍他人的、公共的民主、自由为前提。如果少数人将所谓的“自由”、“民主”强加于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前一段发生在北京和全国许多省市的游行、集会和造成的动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结果交通中断、铁路受阻，整个社会陷于瘫痪、半瘫痪状况，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难以为持，不少职工上不了班，下不了班，有的不得不步行三、四个小时；连医院急救用的氧气都送不去，儿童食用的牛奶被抢劫一空；更为严重的是使我国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受到影响，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受到无端的围攻与毒打；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了，连毕业生的毕业实习都难以进行，使我国的经济活动、国家声誉、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一切都是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下进行的，最后导致了社会动乱，以至于被极少数反革命暴徒利用，发展到六月三日的首都反革命暴乱。

许多群众目睹了这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情景，向一些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大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美国，也发生北京这样冲击、围攻白宫、国会大厦，殴打军警，烧毁军车，瘫痪交通，美国政府能容忍吗？他们不是也在六、七十年代派军警镇压学生吗？何况他们才是真正的镇压学生。我们对于学生，包括大学生的许多过激言行，始终保持极为克制的态度。除了象王丹、吾尔开希这样大学生的败类，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党和人民政府一再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肯定他们提出的惩治腐败、惩治官倒，推进民主进程与深化改革的意愿与要求是好的，并且将继续与大学生对话。但是，对于前一段许多学生无视法律，做出一些亲痛仇快的事，明确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与美国式的所谓民主、自由有天壤之别。同时，它也告诉人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所有公民必须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而不能自外于法律去胡作非为。这点的常识恐怕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是清楚的。现在，许多大学生已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冷静下来，反思过去，反思自身，开始对过去的许多言行痛悔不已，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口号，已经并且逐渐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行动准则。大学生既然是公民，他同样有遵守和维护法律的神圣职责。如果说大学生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他应该比普通的人民群众更懂得法律，更懂得那些言行是为法律所允许的，那些言行违背法律而必须加以制止的。他应该更守法。那种把“民主”、“自由”与法律对立起来的观念、作法，难道不应该引起大学生们深思吗？一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特权的大学生，怎么能容忍自己之中的一些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特殊的公民呢？

我们总结了过去，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起来，更加自觉地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英明决策，团结一心，同心同德，把改革、开放，治理、整顿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所说的，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