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5日那个闷热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主楼的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门外，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沿着那条昏暗的走廊向这里汇集着……

主楼门前的广告纸上写着：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论文答辩：《审美与人的自由》。

会议室的外面，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地注视着四周的人群——这位在前年上半年还丝毫不惹人注目的刘晓波，如今竟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

从发表《论新时期文学危机》引起一场思想爆炸始，刘晓波的文章一篇篇炮制出来，象一枚枚重磅炸弹，掀起的冲击波就很少停止过。一家杂志在创刊不久，便匆匆开辟专栏，召集青年学者用近二十页的篇幅讨论“刘晓波现象”。说“这是一种只有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才会出现的文化现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生们倒不大关心这种“文化现象”，而是欣赏他那激进独特的思想。在会议室里，连属于刘晓波和评委们的席位都被这些学生毫不客气地霸占了。当这里的喧嚣声不断增大，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的时候，校长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打破常规，改换会场，启用主楼八楼那间可以容纳400人的大会议厅。于是，人流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涌向了八楼，他们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挡，抢占了最有利的位置，然后耐心地等待着。

门开了，走进来的竟是张紫晨、王元化、高尔泰、谢冕……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名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刘晓波已显得有点不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了。他环视着每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

　　　　　　（一）

刘晓波的最惊人之举是1986年9月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他作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即兴发言。他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以其惊世骇俗的语言，大胆否定了新时期文学的成就。

如果没有《深圳青年报》帮忙，这个即兴式发言，很可能做为一个内参被埋没。然而鬼使神差，正赶上刘晓波的大学同班同学、深圳青年报的徐敬亚在场。于是，为了捧一捧老同学，她将刘晓波的发言整理出来，在青年报上发了。它一出笼，就立刻引起了一种始料不及的现象：各报刊纷纷转载，在全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从此，刘晓波象一团灼热的火，突然在中国的文坛上猛烈地烧了起来。

这个时候，在北师大的校园里，刘晓波正靠在学生宿舍的床边，指挥着他的学生小兄弟们去北京各高校散发印有他的《危机》一文的报纸。凭直觉，他隐隐地感觉到，他的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在首都几万名“天之骄子”的心中点起一把火。而他一旦唤起这些不可一世的首都大学生的喝彩，那他就又成功了一半！

那印有醒目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标题的报纸，从每份4分涨到一角最后又涨到二角。买主们从那显得有点“耸人听闻”的题目中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那听惯了千篇一律声调的耳朵从这独树一帜的声音中得到了刺激。

事隔不到一月，在他那“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原则下生出的《与李泽厚对话》在《中国》杂志上抛了出来。他的这一炮比《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打得更响，然而除了李泽厚的几个研究生把刘晓波请去辩论一场不了了之之后，李泽厚对此表示缄默，他回避与刘晓波的正面交锋。

1987年下半年，《艺术世界》上发表的午龙菲的文章代表了对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的一种评价倾向：

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全然不得要领，刘晓波的“还人的本来面目”的口号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梦幻。

而在年青的评论家姜静楠来看：“刘晓波首先是当今时代一位难得的年轻思想斗士和挑战者，而后才是文学批评家，他的真正理论旨趣在于批判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中所形成，至今仍在发挥巨大约束功能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即当年鲁迅所概括的‘合群的自大’，‘奴性’和‘国民性’。为在文化思想搏击中承续鲁迅的事业，他确实付出了无法避免的代价——对文学创作总貌的‘歪曲’概括和理论见地上的片面性。”

　　　　（二）

在今天看来，刘晓波可以说已经出了大名。这个自称当过泥瓦匠的青年人，满脸棕色的皮肤里透露出一股倔强的紫气，他那深度近视眼镜后面一双充满欲望的眼睛，像是永远在渴望着什么时常射出两道逼人的光。虽然和每一个血性汉子一样，你可以从他那青筋暴突的额头上看出他的狂傲。然而看来看去也实在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

按照学院派的标准来看，他决不像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话，他倒像是一名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叉的铁路工人。在他的同窗好友中，哪一个都比他更像一个书生更像一个学者。他们穿着西服革履显露出博士生的儒雅和洒脱。而他刘晓波从来都没有动过要穿一次西服的念头。他常随随便便地穿着旧的牛仔裤趿拉着拖鞋“招摇过市”，有人为此数落他一句：“你看人家那几个博士多气派，瞧你匪里匪气的，差劲多了。”他听后颇为不服，倒显得郁郁不乐起来。但他死活认准了“非走极端不可”，要否定一切，特别是要彻底否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他像一个横冲直撞的挑战者，去踏进别人不敢踏进的领域，去张扬别人斗胆也不敢冒出来的想头：

——“在怎样把人变成自觉的奴隶这点上，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占有者。”

——“《离骚》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种廉价的感情：楚怀王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我屈原才是你最忠实的孝子，其他人对你都是阳奉阴违，但你不识善恶，不明忠奸，叫我一片赤诚付诸东流，君王啊，我冤枉啊，我实在冤枉啊！”……

　　　　（三）

刘晓波也未必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看过他的文章的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刘晓波所使用的武器是从尼采，弗洛伊德那里借来的，也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

尼采说：“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刘晓波就要把孔子拉下马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也强调天才的价值，也肯定欲望的合理，也大段大段地复述“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从来都念念不忘剖析一番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在中国，没有人愿意以挑战的姿态出现。”

他最佩服鲁迅。他曾扬言：“我要超过鲁迅。”

他还喜欢卡夫卡、马尔克斯，那些能够把一切推向极端的人都会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他眼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精神变革需要的都不是“温柔敦厚”，而是走向极端的肯定与否定。庄子，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鲁迅，萨特，这些以反传统著称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哪一个不是走向极端的，没有哪一个不是对当时社会上貌似最正确的观点大胆怀疑从而彻底否定的。

让刘晓波扬名的文章，都极端地流露出这种否定意识和挑战精神。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这种精神。“一切真诚的严肃探索都将会出现失足，一切追求都必然包含着局限——这失足和局限本身又恰恰体现着真理。”

　　　　（四）

刘晓波就是这种人。你从他的脸上似乎可以感到一股不可名状的压抑着的激情，这种激情往往会突然从他那滔滔不绝的言语中奋泄出来，使他进入到一种近似于迷狂的状态。他常用他那发紫的嘴唇紧紧咬住烟蒂，然后用力猛吸一口，在这一瞬，你可以看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甚至你会感到他的这种表情近似于冷酷和凶狠。

1986年，在北京大学的艺术节上，当一向被学生们推崇的诗人北岛、顾城大受冷落的时候，刘晓波却成了最受宠的人物。

他的讲话把学生们带到一片狂热之中，人群中不知是谁递上去一个条子，刘晓波接过来大声念了一遍：“刘晓波，我现在要揍你一顿！”没想到刚把条子念完，“呼啦啦”前排的学生就立刻跳到讲台上，把刘晓波团团包围在中间，他们齐声高喊：“保护刘晓波！”

此时的刘晓波，捋着胳膊，挽起袖子，瞪大双眼，高举着握紧的拳头对着台下的人喊：“有种的你就上来，我正要练练我的手脚！”……

有人说他太狂，走到哪里都会听到人们对他的这种议论。

约他写几篇文章，便公开要价，毫不扭捏。

他的许多底稿都要经一位朋友用中文电脑重新打印一遍，日子长了，这位朋友忍不住开几句玩笑：“你也不付钱，把我当成了白给的雇工了。”第一次，刘晓波一阵脸红，没说什么，算是忍下了这口气，谁叫自己求人家呢？几天之后，这位朋友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时，万万没想到刘晓波会动起真格的，指着他的鼻尖把他大骂一顿，几年的交情就险些“掰”了。

人们还会听到有人说他小心眼，从心底里自卑、爱钱、喜欢谈性、满嘴脏话。——这一切，按照市俗的眼光来看，简直与他文学博士和大学讲师的身份全然不符。刘晓波周围的许多人，往往既拿这些弱点责求于他，又常常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地欣赏他。因为他刘晓波实实在在地是一个直来直去，毫不矫饰的人。

“我不相信”，“我行我素”，是他的个性。别以为喝几大碗高梁酒，唱几首祭酒歌就是活得痛快了，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祖上传下来的框框。况且，一个大学讲师比起那酿红高梁酒的庄稼汉们，受到的“管束”自然就更多了，不知刘晓波对这些在乎不在乎？

可学生们倒挺喜欢他。他常到学生宿舍去，要和那里的人们做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学生们敢说他写的诗臭，敢捉弄揶揄他，敢问他口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思路……。和学生在一起他什么都不在乎。

一个文绉绉的学生，曾得意洋洋地拿出启功先生亲笔写的一幅字，炫耀地对刘晓波说：“你看，这是启爷爷给我写的字。”刘晓波竟火冒三丈，指着人家的脑门喊：“你他妈的就知道做孙子——擦名人的屁股！”这种场面也会让学生感到有点尴尬。本来嘛，不就是说笑中说了一句“启爷爷”吗？可他刘晓波从骨子里就讨厌这个。为了摆脱尴尬，那个学生连忙差开话说：“我昨天看了你的《与李泽厚对话》，写得真不错，写绝了！”

刘晓波：“你看完了吗？”

学生：“看完一半了。”

刘晓波：“你没有看完怎么就知道写得好！”

学生：“看完一半也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嘛。”

刘晓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才有资格讨论。你才看完一半，那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

学生：“那我拜你为师。”

刘晓波：“你不配，我不要你这种徒弟，我要是收你做徒弟，那就非得让我从你身上也可以获得好处，哪怕是希望。现在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全是我讨厌的，要你做徒弟有什么用处！”

　　　　（五）

其实，不管怎么看，刘晓波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尽管他极力宣扬“在中国就应该没有什么理性可言”，极力夸张人的个性，肯定人的欲望，可那是指在艺术审美领域而言的。而在生活中，没人知道这位反传统的斗士，在心灵的深层到底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多深，而且这种影响，不知怎样地在他身上起着微妙的作用。

《刘晓波·三个名字》

刘晓波的儿子刘陶说：“爸爸有三个名字。叔叔来了叫刘晓波，妈妈叫刘波，我叫爸爸。”

《刘晓波的三口之家》

看得出来，这个三口之家的中心是孩子。但这个三口之家的女主人在为丈夫收拾出国的行李时曾说：“我有两个儿子！”

他的朋友中有许多都是典型的“新派人物”。他们无拘无束，放任自在，而他刘晓波可不像他的这些朋友们那样活得洒脱，他要做的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而自己又必须生活在这种观念和程度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场合，他变得收敛多了，而且变得偶尔露峥嵘。有的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夸他老练持重了，这于他来说，真说不清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钻到男生宿舍挤在一张空床上睡觉，临睡前，他会对他的学生们讲起他的妻子。

妻子，意味着什么？有时想起来会感到有点模糊。热恋早已过去；如今，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漂亮了，他不忍心告诉她。他心里还始终记得在很遥远的日子里，那时他还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一天放学，刚刚走出校门，看到前面有两个女生边走边谈，不知谈到什么，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其中一个笑得最开朗，刘晓波想：天下竟有如此快乐的人，我一定要和她好。

这个女生是她们班学习最好的三好学生。而刘晓波却是有名的差生。于是刘晓波便发扬起勤奋好学的精神，向这位女生借来了马列著作，然后在每页的空白处批注上自认为相当精彩的评语，等他把评语写满之后，再把书送还回去，请她“帮助，帮助”。直至结婚目地达到，有了一个儿子。这些年来，刘晓波从来都把她看成最好的妻子。可不知为什么，到现在，他有时还是显得有点烦躁不安，需要在学生宿舍睡过一夜，第二天就好了。

对于“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着”这个问题，刘晓波一直都感到一种清醒的困惑。

本来，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无法进行本质规定的，永不满足的动力系统，是充满各种欲望的汪洋。可生活在现实中，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就必须得理性地活着，忍耐是生活必须的，要想从心理上得到某种补偿，也许就只有走“审美”这条途径，只有在这里才多多少少可以使人在想象和回忆中“超越”一次现实。

　　　　（六）

1987年元旦，北京大学数千名学生冲出了校门，就这样，学潮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这一切也许是他刘晓波不曾预料到的。许多学生的思想一时变得很激进，再加上扛着录相机，或是手拿小笔记本的记者们常常出现在学生宿舍。刘晓波不敢再贸然往那些学生窝里钻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许多观点思想会对这些学生们产生什么影响。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举办过讲座。

这一年他很少露面。不管说他“全盘西化”也好，还是要批评他别的什么观点，总使他觉得难受和不自在。要知道，这事要是发生在十几年前，他刘晓波招灾惹祸若是给定下这么一条罪状，早就可以使他那自以为发达的脑袋开花了。

这突来的风云，把他象弹簧一样压了下去，使他那发热的头脑冷静了许多。在学校没事可干了，他就坐在家里，重新把那些翻过的书拿过来。他看鲁迅、萨特、卡西尔，后来，他又掉过头来，阅读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著作，康德、斯宾塞、洛克、孟得斯鸠、卢梭……

　　　　（七）

反对自由化这事给刘晓波的印象很深，直到1988年8月，他应邀去挪威访问讲学之前，他还记忆犹新。在临走前，他千方百计地逃避记者的采访，拒绝任何形式的讲座。他怕万一说走了谱，这去欧洲的美差就泡了汤。

出国前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那个博士答辩会，提起那个少见的答辩会，也着实让刘晓波紧张了一阵子，由于人多拥挤、更换会场，拖了一个小时后才算开始。这一个钟头，让刘晓波既恼怒又激动。

想当初，他是为了妻子才考研究生的，妻子分到北京工作，而刘晓波在吉林，为了和爱人团圆，他必须考到北京去。他随意打开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专业说明书，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文艺理论专业中的“黄药眠教授”这个名字格外显眼。于是就考了这个专业，结果，一考一个准。就这样轻松地进入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考博士研究生也并非他自己的初衷，也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匆匆忙忙在学生宿舍的脏桌子上填的报考表。几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硬是从这个领域中闯了出来。

在他的答辩会上，坐在他前面的是王元化、高尔泰、谢冕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权威。刘晓波洋洋洒洒地闸述了他的《审美与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他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评委们给他的毕业论文的评价是：它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揭示了审美与人的自由关系，论文在审美的超越本质、审美的心理机制等问题上有很高的创见和重大的突破——

面对着耀眼的镁光灯，刘晓波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不过有些拘谨。

一位评委不得不向刘晓波指出：“晓波，你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家’还很难说！”

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无常的，更何况刘晓波这样一位“悟性很强”的人！

6月25日他获得了博士学位。8月24日下午他就乘坐飞机飞往挪威了。据说临走前，他想再抛出几篇重份量的文章，扔几颗重磅炸弹，来点冲击波，但考虑到夫人和孩子还住在学校那狭窄的房子里想尽量舒舒服服地生活，考虑到一年半载之后还从国外回来等等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他就藏起了“炸弹”悄然无声地走了。

在挪威，也许他不再敢说“我最佩服希特勒”之类的话了，但这里的一切必定会给他带来某种新的变化。

——挪威，这片欧洲大陆上美丽的国土，会给这位崇拜尼采的青年学者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对他刘晓波自己来说也还是个谜。